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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迹

 时间:2019-07-11 13:12作者:舒城新闻来源:

  黄昱宁

  他走得悄无声息。三月末,我收到消息的那天正在准备去意大利书展的行装。没有告别仪式,这是他最后的愿望。旅途上被时差搅碎的思绪痛切而纷乱,像一部没来得及剪好就匆忙放映的电影。我想这样告别的方式太简单、太轻盈了,但我也知道,这是最符合他性格的方式。

  “张建平生于1955年5月,1972年10月参加工作,1977年2月从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英语专业毕业后进上海译文出版社(当时称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读物编辑室,1978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挂牌成立)从事编辑工作。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讣告是一个闭环,把人的一生浓缩成一串地名、称谓和数字。如果把它再拉长一点,我们能加上许多书名:他编辑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或者他翻译的马克·吐温

  (《汤姆·索亚历险记》)或者海明威(《非洲的青山》)。

  而在我心里循环放映的那部私人电影里,也许应该把第一个镜头聚焦在那种最老式的页码机上。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用,弄得满手都是油墨,他不厌其烦地给我演示怎么拨数字,怎么在稿子上敲,敲错的那页又该怎么改。“这玩意儿也快退休了,”他笑着说,“等你练会了,可能也就用不上了。”

  2000年,我出版第一本个人文集,在送给他的那本的扉页上顺手写道:“您是看着我长大的。”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从我进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第一天起,他就是我成长的见证者。那时还在延安中路的老社,由小洋楼改建的办公室承受着岁月的重量。我曾在一篇回忆老翻译家吴劳的文章里写过这么一句话:“房间颇暗,大半是被堆得乱七八糟、随时会引发一场塌方的书——各个年代的书——遮挡了光线。须得在门口喊一嗓子,才会有人从灰扑扑的书堆里挣扎着露出上半身。”那个位置,那个人,就是张老师。现在想起来,这个位置真的是整个房间里条件最艰苦的,个子将近一米八的他站起来甚至常常会碰到顶上的橱。可他在那里一坐就是好多年,从来没有怨言。这个低调而重要的、守卫着大门的位置,简直是他一生所有行为的缩影。

  我进文学编辑室的时候,这里已经有十来年没有进新员工。全译文都知道他对年轻人好,我是受惠最多的那个年轻人。在十几年的光阴里,他传授我出版各个环节的经验,既鼓励我发挥特长,也会默默补上我的不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潜意识里觉得,只要他在就有人托底,我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尝试就好了。现在想起来,一个部门领导最可贵的作用之一,不就是如此吗?

  他从来不说大话,不会搬出理论来教训人,对于译文、对于编辑工作的理解和热爱,全都体现在一点一滴的行为里。他让我看到,编辑是无数琐碎事项的集合,是每一个工作日里楼上楼下各个部门的协调,是把作译者大事小事都挂在心里的那份念想。直到退休,在很多人眼里,他都还是那个平易近人、喜欢跑腿的小张。样书来了,同事病了,译者碰上困难了,哪个环节出错了,大事小情,他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个。当年,在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前,译文获得独家授权,要以最快速度推出《乱世佳人》的新译本,这个项目落在他肩上。碰巧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发作,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他便把稿子拿回家里,铺满一地板,几乎是跪着看完。后来提起这事,他照例是轻描淡写:“你猜怎么样,这毛病,药吃不好,刀不敢开,就是趴在地板上爬来爬去,好得最快。”谈笑间,一段感人的工作业绩就被他说成了某种康复运动。

  至于那套功德无量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断断续续编足了二十五年。在编辑工作流动性越来越大的今天,这样的近乎死磕的做法,连想一想都觉得是奢侈。直到今天,我都清晰地记得,一年又一年,译者杨自伍老师常常造访编辑室——我记得他们苦中作乐、互相鼓劲的样子。一切恍然如昨,一切又难以复制。

  他一直念叨,当初进译文,自己不算科班出身,只是个学徒。虽然后来一边工作一边踏踏实实地读了好几年英语本科的夜校,可他一直谦虚地认定自己跟名家的差距,一提起翻译就让我跟着吴劳、荣如德、陈良廷他们学。但说真的,我一字一句地看过他翻译的稿子《曼哈顿幽灵》,并且一直很想告诉他,他的翻译水准远远比他自己想象的要高。我从他身上学到了文学翻译最重要的根基——老老实实地多查多问,认认真真地摆平每一个句子,绝不要眼高手低。在翻译《非洲的青山》的那段日子,他每天早上一到办公室,就是拿出前一天晚上碰到的疑难杂症,一个一个跟吴劳探讨。吴劳那张嘴是从来不饶人的,得意起来也会奚落他几句。不过,如果原文里碰上体育术语——不管是足球还是桥牌——体育迷张建平就可以略略提高嗓门,也来给吴劳上一课了。听他们俩一搭一档,说笑着学术,实在是难忘的好时光。

  其实想跟他说的话还有好多。我怀念他嘹亮的、自得其乐的歌声,怀念他装在脑子里的一部译文家史,怀念他随时能跟我们讲栩栩如生的译文当年的故事。他那从来没有一句豪言壮语的日常生活里,有太多朴实、无私到近乎固执的信念是我至今都觉得自惭形秽的。作为译文最资深的编辑之一,他早就有机会代表社里去国外书展长长见识,但他一直把机会让给年轻人。他说他的英语口语不够好,如果占掉这个宝贵的名额去国外书展洽谈版权,发挥的作用一定不如那些口语更流利的年轻人。我说偶尔一次不要紧,有很多去书展的人还不懂英语呢,他总是摇摇头,说别人是别人,我是我。就这样,在他工作的几十年里,推掉无数次这样的机会,没有一次公派出国的经历,以至于大家甚至产生了模糊的错觉:他是不喜欢出国的。直到他退休之后,我们才发现,他也喜欢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但用的是自己的钱。他说这样公私分明,才能问心无愧;他说人要知道自己的本分,什么时间干什么样的事,该进时进,该退时退。

  以几乎同样的逻辑,他义无反顾地在退休前六七年就把室主任的位置让给我。我当时很意外,但是他决定的事情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总是不容我反对的。他在办公室的墙上贴好复杂的、只有他才能看懂的流程表,上面标满插着进度的小红旗。他说,他还能继续协调整个编辑室的生产流程,但他也知道,现在的出版,仅仅靠这一点是不够的。他说你放心地往前冲,我替你守门。

  在他去世前一周,我们几个去看过他,彼时他已瘦到脱形。几乎是在走进他家门的第一分钟,我心里的堤坝就被某种汹涌的东西冲垮了。他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我平生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把编辑室交到了你手里。

  从病倒到去世,那最后一段艰难的日子,张老师是那么努力那么坚决地尽可能少麻烦别人,起初甚至把病情对所有人都瞒了好几个月。我们去看望他,他永远都念叨着我们那么忙还要过来,这要耽误多少工作。他怕拖累家人,怕麻烦朋友,怕关于他的不好的消息扰乱别人的情绪,唯独没有怕过自己将要孤身走向的那条无尽的隧道。有时候看着他的眼睛,我简直想对他大声说:辛苦一辈子了,您就自私点儿吧。

  但是这话始终也没说。我知道他是改不了的。就像我们共同的朋友陆灏说的:这是不想在这世界上留下痕迹的人。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的痕迹无处不在——书可以作证,人可以作证,时间可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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